邹韬奋与中华职业教育社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6-08-30

    邹韬奋先生(1895-1944)是我国现代伟大的爱国志士、著名民主先锋。作为一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出版家,相较新闻出版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韬奋先生早期参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职业教育、职业指导和职教期刊编辑工作,并由此发轫开创后来的出版方面的功绩,却鲜有人研究和关注。
 
    参与职业教育实践,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初创时期的重要成员
    韬奋先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初创时期的重要成员,是我国早期职业指导的重要提倡者、理论家和实践家。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由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先生联合社会知名人士蔡元培、张謇、梁启超等48人,于1917年5月在上海发起成立的,是中国最早提倡、研究和实施职业教育的团体。90多年来,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改革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职志,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改革的先行者。
 
    韬奋先生于1922年经由黄炎培介绍进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担任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兼任教育秘书,后来又兼任中华职业学校教务主任和英文教员。从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始,韬奋先生便对职业教育与职业指导倾注了大量心血与精力。在短短的数年间,他编译、撰写了大量关于职业教育与职业指导的著作,在介绍国内外职业教育的同时,阐述了自己对职业教育和职业指导的主张和见解。
 
    1923年,韬奋先生参与发起职教社的职业指导运动,兼任职业指导股副主任,具体接洽有关“学校举行职业指导运动周”,开展了大量的组织、协调与调查等活动。1925年,韬奋先生随同中华职业教育社参观团赴上海、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地,考察职业教育机关,并根据参观见闻写成“参观沪宁路线各地职业教育述评”、“参观江苏职业教育后的感触与建议”等文章。
 
    通过实地考察与实地指导活动,韬奋先生认识到,在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失业频繁的社会背景下,职业指导能够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也是他日后放弃职业指导方面的研究与活动,转而从事关心大众生活、关心国事民瘼的新闻出版事业的重要原因。 

    潜心职业教育研究,探索深化中华职业教育社理论建设 
    除了身体力行的广泛参与职业教育实践外,在学术研究特别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理论建设方面,韬奋先生也在不断探索中,将自己的心得贡献出来,以飨世人。 

    把人民生计问题视为“最重要最困难问题”,把职业教育视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这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时的基本理念。 

    在二十世纪20年代的民国成立初期,西方的思想渐次进入我国,但受传统社会习俗和风气的影响,社会上普遍认为职业无非是“混饭吃”的手段。针对这一观点,时任编辑股主任的韬奋先生撰文“职业的真乐”指出:“职业的真谛”是一方面利己,一方面利人的行为,而“能多尽一份材力替社会多做一件好事”,这才是“职业的真乐”。在他看来,只有透彻地领悟了职业的真谛,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眼光与思想才不至限于专顾私利的一面,以至于能够抛弃私利,以实现个人真正的价值即以为社会做贡献为目的和乐趣。而且,“这种真乐是求之在我的,是别人抢不去的,是永久无穷的。”
 
    韬奋先生进一步指出,这种职业的真乐不在于职位的高低,而在于是否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在最适合自己特长的职业中为社会做尽量多的贡献,只有这样才可获得此种快乐。
 
    基于上述认识,韬奋先生进一步论述职业教育的内涵,他认为职业教育主要是通过传授学生将来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从事使其能够在社会上自立、并为社会谋福利的职业,据此指出职业教育的定义应为“职业教育乃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上的供给与乐趣,同时尽其对于社会之义务”。他补充说,所谓职业教育是以职业为目的,教育为手段,横向目标是使学生获得专门知识以在社会上立足,纵向目标是要对那些家庭贫困但有发展潜质的可造之材以辅助,使其成为高级专门人才,这样对学生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利。
 
    出版辉煌发轫于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生活》周刊
    纵观韬奋先生的一生,从1921年7月圣约翰大学毕业,至1944年7月逝世的23年时间里,其中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和生活的时间救达10年之久。在韬奋先生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早期几年里,他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职业教育,而对其他新生事物和政治时局则表现较为淡漠。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时期的主要思路,已钻入了牛角尖。”而将他从“牛角尖”中拉出来的正是《生活》周刊。
 
    《生活》周刊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25年10月创办的,由黄炎培先生主持并题字,最初的宗旨为:“专门宣传职业教育及职业指导的消息和简要的言论”。1926年10月,韬奋先生任《生活》周刊主编。当时的《生活》周刊发行量只有2800份,主要是分赠给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员和一些教育部门,类似于今天内部刊物性质,社会影响有限。韬奋先生接任后,将编辑方针定位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某社会改造”,显而易见,这一方针仍然根植于中华职业教育社“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的职业教育目的。刊物内容上,《生活》周刊不甘于内部刊物性质,力求贴近大众,“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特别是其开办的“小言论”和“读者信箱”专栏,为《生活》周刊赢得了大量的读者,经过几年的努力,刊物发行量竟从1926年的2800份,增加到1932年的15万份,创造了在当时的中国期刊发行的奇迹,也由此奠定了韬奋先生及他主持的《生活》周刊在新闻出版界的影响力。
 
    1927年以前的《生活》周刊,内容较多和读者围绕生活、家庭、职业等方面问题进行讨论,很少谈论政治。但是随着时事的发展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入,韬奋先生于1930年进一步明确办刊方针:“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希望刊物“思想是与社会进步时代进步而俱进”。此时,韬奋先生与时俱进、坚持先进出版方向的编辑思想已在《生活》周刊的办刊发展中得以体现。
 
    随着关注时事地愈发深入,《生活》周刊逐渐走向了政治的最前沿,成为了当时广大爱国主义者的代言人和中国革命文化事业的先锋。1932年,韬奋先生在《我们最近的趋向》一文中指出,“本刊虽未加入任何政治集团的组织,但我们却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凡遇有所评述或建议,必以劳苦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也就是以劳苦民众的立场为出发点”,旗帜鲜明地宣布了《生活》周刊的性质和立场。这是韬奋先生思想变化的重要宣言,也是韬奋先生走向成熟成为卓越政论家的重要标志。
 
    尽管韬奋先生并非以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贡献彪炳史册,但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和生活的10年时间里,对职业教育与职业指导的研究与实践成绩斐然,是他整个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历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理论研究极大地弥补了当时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缺陷,关于职业指导方面很多的论述和观点,直到今天依然闪射着光芒。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陈昌智  更多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