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职教社到民盟、民建的创建

作者: 陈伟忠(... 来源: 发布时间:2016-08-30

    黄炎培先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也是三个进步组织的第一任主要领导人。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即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热情赞助留法俭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黄炎培就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有联系,曾邀请两位撰写文章与作报告。1925年创办《生活》周刊,成为著名的“主持正义的与论机关”。1931年“九一八”以后,积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黄炎培同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建立了直接联系,曾多方支持与协助共产党的工作。1939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确立了“教育应当跟着政治走”的指导思想,并开始了将中华职业教育社向政治团体方向发展之路,从此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以“职教社”为基础,谋求建立民主团体联合组织

    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上,黄炎培当选为国民参政会驻会参政员,并被推选为由二十五位委员组成的“宪政期成会”主席。黄炎培担任国民参参政员与“宪政期成会”主席后,他利用自己的职务,经常与周恩来等中共国民参政员进行友好交往,并与张澜等人协助周恩来联络西南的军政、文教、实业界和其他社会上层人士,促成了龙云、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西南军政首脑政治上转向进步,行动上抵制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秋,黄炎培等职教社的领导人,为了将中华职教社向政治团体方向发展,一方面开始与其他民主团体商量成立联合组织的问题,另一方面开始筹建一个以职教社员与联系人为主要成员的政治组织——“国讯同志会”。1940年1月5日,“国讯同志会” 秘密成立,由黄炎培为会长,江问渔、冷遹、杨卫玉为副会长。确立了基本符合当时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形势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政治主张,并讨论了对外公开的问题以及章程和立案问题。3月3日,黄炎培和冷遹应邀参加蒋介石夫妇举行的家宴,席间黄炎培正式要求蒋介石承认“国讯同志会”的公开合法地位。为此,黄炎培又到张群家中再次要求准予“国讯同志会”立案和给予公开活动的法律保障。


    在着手组建“国讯同志会”的同时,于1939年10月9日,黄炎培又和梁漱溟、李璜、梁仲华等人就国内大局之事进行磋商,他认为鉴于今后中间人士的努力趋向与具体办法,建议组织国共两党以外的同志,先党派人士、国社党、青年党、第三党、七君子派(救国会)、大学教授派、乡村建设派等,共同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内容分五个方面:

(一)以后全国应当如何努力,才对得起死者;

(二)认清身家与国族有死生与共之关系;

(三)尊重中国文化,勿一意崇拜外国,但须求新知识于世界;

(四)努力开发生产,勿专恃外力,勿倚赖租界;

(五)痛切戒绝国内斗争,任何意见参商,总须在法律常轨上解决。劝政府登用贤才,不分派别,劝各党派须竭诚合作。


    黄炎培的这个建议第一次道出了中间人士要在国共两党之外组织第三大党的政治企图。经黄炎培等人多次深谈后,便开始分头行动,他们联络了第三党的章伯钧、国社党的罗文干、罗隆基,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于11月23日正式成立了联合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拟定了《章程》和《信约》。

    《信约》由黄炎培起草,共十二条,它在三方面与国民党形成对立:

(一)它针对国民党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呼吁民主力量起而反对一切内战;

(二)它针对国民党的一党独尊,主张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

(三)它针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要求尽快颁布宪法,成立宪政政府,凡与宪法抵触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凡与宪法抵触之设施,应即中止。

   1940年1月至3月,“统一建国同志会”的重要成员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左舜生、李璜 、章乃器、章伯钧、刘清扬、张申府、江问渔、冷遹等人商量举行成立大会,对外公开。


    二、以“统一建国同志会”为依托,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目睹除国民党以外的各党各派在国民参政会上的种种处于劣势的情况,黄炎培等人真正地认识到“陪客”、“来宾”的虚弱地位,于是就开始确立有“异”于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对于“助各党各派间合作”,黄炎培有着更加深刻的思考。他在日记中写道 :“待大局演变至某种情形时,预约国共两党以外之同志若干部人,联名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痛切戒绝国内斗争,任何意见参商,总须在法律常轨上求解决。劝政府登用贤才,不分派别。劝各党须倾诚合作。劝国民努力生产团结。此宣言宜包括无党者,国社、青年、第三各党,七君子派,大学教授派、乡村建设派,不必以参政员为限。”


    黄炎培的想法较为符合当时各党派愿望,乡村建设派的领袖梁漱溟也认为日前国共两党的政治对立和军事磨擦若不尽快解决,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对此,第三者责无旁贷,而过于零散的第三者,第一要事便是迅速联合。黄炎培与梁漱溟的想法不谋而合。 鉴于国内形势更趋恶化,国共之间已发生小规模军事磨擦,蒋介石磨刀霍霍,企图伺机消灭皖南的新四军。黄炎培等人一致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而原来的中间派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已是不够了;一是因为它缺乏领导中心,好比一个圆桌会议;二是因为它在名称上未表明党派联合体,尽管其成员都是各党各派的领袖人物,但都是以“同志”即个人的名义加入,在“同志会”的旗帜下活动,这终不如各党派联合体出面更有影响;因此,黄炎培等人又找了周恩来、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一起到章伯钧家商量决定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1年1月中旬,国民党悍然发动“皖南事变”,继而封闭各地《生活书店》,邹韬奋被迫流亡,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空气愈加恶浊,各中间党派为求自保和发展,加快了建立新组织的进程。1941年3月19日,在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积极支持和协助下,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举行了成立会,会上通过组织简章,选举黄炎培、张澜、左舜生、张君励、梁漱溟、章伯钧、李璜、罗隆基、江问渔、冷遹、杨赓陶、丘哲、林可玑等十三人为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励、梁漱溟、章伯钧等五人为常务委员,黄炎培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救国会派沈钧儒原为发起人,因有人提出沈钧儒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会引起国民党注意,为体现国共之外的第三方组织性质,故未让其参加成立会议。民盟的十条纲领,第一条主张抗日到底;第二条主张实践民主、结束党治;第三条要求加强国内团结。还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等主张。黄炎培担任民盟主席的原则是:“一、对政府取协之义,其有所见,为善意之劝告;二,对内各个的求充实,整修的求团结;三、对各友团维持友好,视情态之可能,得就某事与之合作;四、在不背第一点之下,高潮与国人及国际间相见,咸知吾人对国事之苦心与努力。”


    民盟的诞生,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并且使中共产党有一个唤起民众反对内战、共同抗日的同盟军。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开宣布成立时,延安《解放日报》就此发表社论予以支持,称其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民盟成立,离“皖南事变”发生只有两个多月,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只有九天,只在当时政治气候低沉的国民党统治区是一件大事。


    民盟的成立,大大出于蒋介石的意料。蒋介石原先认为发动“皖南事变”打击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其他党派必然会向他低下头来,跟着他走。可是,就在他的眼地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既然宣告成立了,而且民盟的主张完全与国民党政府背道而驰的。为此他大光其火、十分恼怒,大骂张群无能,未能阻止,并对张群等人说:“我们不能允许这样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以外自命为仲裁的政团成立。”于是,蒋介石即把黄炎培等人叫去,大加责难,随后下令封锁民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声音。


    在民盟成立之前,周恩来曾与黄炎培进行了交谈,成立后他又亲自到黄炎培家中与他进行了长谈,帮助黄炎培进一步提高对时局的认识与提高他的斗争勇气。迫于国民党的压力,不得已,黄炎培与民盟核心人物们,决定派梁漱溟到香港去创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日报》,以公布民盟成立大会宣言和政治纲领。


    对于蒋介石对民盟的态度,使黄炎培等爱国民主人士已从事实中清楚地看到:蒋介石对有着强大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尚且采取这等蛮横的手段,自己要是再不团结起来,就只会被吞没而无法生存。所以他们毅然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虽然有些党派仍然保持中间地位,有时仍然会倾向国民党,但是黄炎培却对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历史地位已另眼相看,他们与中共人士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1941年11月,黄炎培与张澜等民盟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成立民意机关、保障人民自由、取消特务组织等10项主张。此案得到了董必武、邓颖超等23位参政员的署名。这份提案到了蒋介石手里后,蒋介石拍案大骂,并下令严密监视黄炎培与张澜等人。


    民盟成立不仅是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而且这个重大突破对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都产生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为了壮大民盟的力量,更好地发挥民盟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1942年,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已经深入人心,全国的抗日形势也逐步向好的方面发展,于是,由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等领导的中华全国各界人民救国联合会,决定加入到民盟之中。由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又有三党(第三党、国社党、青年党)三派(职教派、救国派、乡建派)之称,队伍壮大了,目标更明确了。民盟公开后,在长期的斗争中不断进步,作为民盟三党三派之一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民盟核心人物的黄炎培,为民盟的发展壮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为巩固“同盟”组织基础,竭力扩大民盟组织的影响

    1944年,国内掀起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中,民盟空前活跃。大批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要求入盟,但限于政团同盟主要吸收三党三派的成员,民盟政务又被中国青年党的一些人把持,阻碍了民主政团同盟的发展,因而引起民盟内外的普遍不满。民盟昆明支部早在1943年即向总部正式提出,使政团联合体改变成为广大民主分子个人的联合体。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张澜与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商定,决定召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大会,对“民盟”进行改组。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参加会议的有黄炎培、沈钧儒、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潘光旦、朱蕴山、郭则沉等人。会议首先讨论了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主同盟的问题。经过认真的讨论,会议决定取消“民盟”的团体会员制,以后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民盟组织的名称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的改组,把原三党三派的联盟改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扩大了“民盟”的社会基础。从此,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民盟”中来。至1945年10月,全国约有盟员3000人,无党派盟员占70%以上。不少在学术界有地位,在社会上有威望,在斗争中有经验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入“民盟”后,被选进了各级组织担任领导工作,改变了原来由中国青年党党员在“民盟”内把持“民盟”政务的状况,极大地推动了“民盟”组织的巩固与发展。


    1945年10月,民盟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纲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规程》。会议产生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推选张澜、黄炎培、沈钧儒等为中央委员会常委,张澜为主席。 


    四、以“国讯同志会”为核心,筹建中国民主建国组织

    在民盟成前,以中华职教社与其所联系人的主要成员的“国讯同志会”因与民盟的政治主张基本一致,因而作为民盟的主席的黄炎培考虑:显然,“国讯同志会”的活动,可以与民盟一并进行,就不必独树一帜。但是“国讯同志会”既然成立了,应该保留着,并仍然可以进行一些必要的革命活动。如:1941年10月,《国讯》出版香港版黄炎培在香港胜华酒店举行酒会执行文化界人士,俞颂华、俞澄、吴真、潘朗等。都是以“国讯同志会”成员的身份出现的。以后“国讯同志会”又以《国讯》和《宪政月刊》的名义,举行“宪政座谈会”,先后举办近二十次,成为那个时期十分活跃的重要政治活动。可以这么说,“国讯同志会”一方面与民盟一起进行活动,一方面为以后酝酿成立政治团体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特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中华职教社参加组建,即被公认为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派——“职教派”。至1944年9月,民盟决定大量吸收无党派人士,遂去掉了原名中“政团”二字,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这一决定对民社党、青年党、第三党、救国会无甚影响,因为它们原来都是独立的政治组织,民盟改名后虽然黄炎培仍任民盟中央常委,却只是以个人名义参加而不作为“职教派”的代表参加了。于是黄炎培与职教社领导人就开始考虑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以更好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在抗战终于取得胜利和宪政运动不断发展壮大的形势下,职教社同仁的政治热情日益高涨,对组织政党组织的要求也更加迫切。与此同时,以胡厥文为代表的民族工商界人士 ,也在思考着登上政治舞台的问题。


    这主要由两大原因所促成,一是因为实行民主与宪政已成为全国人民一致追求的首要目标,民族工商界人士 自然不应置身事外;二是国民党政府的腐朽统治,使民族资本处于奄奄一息的绝境。为了在经济上求生存,民族工商界人士也不得不组织起来,以团结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由于职教社与民族工商界人士 的关系一向至为密切,胡厥文本人也是职教社的老社员,因此当这批工商界人士 想在政治上的所作为时,就自然而然地同职教社合在一起。实际上,在黄炎培等人发起宪政月刊社和召开宪政座谈会时,早在1944年9月发表三十人宣言和1945年元旦发表六十四人献言时,都已有不少工商界人士参加。在这个过程中,职教社与工商界人士的政治联盟已在逐步的形成之中。


    黄炎培从延安归来后就着手落实组建政党问题。8月6日,黄炎培就向职教社同仁们讲参加政治活动的重要意义。8月8日,他又与吴羹梅约请重庆工商界二十余人聚餐,由他和冷遹报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8月21日,黄炎培、杨卫玉看望胡厥文,谈组党问题。胡厥文即建议串联章乃器参加,章乃器当是任上川实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理事会理事,他有一个独特的主张,即认为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运动,最后总不免流为政客运动,只有动员不靠作官吃饭,不靠作官发财的工商界人士参政,政治才有希望。因而当黄炎培与胡厥文把建立组织的事告诉他时,他立刻同意参加。


    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以胡厥文为代表中国工商界人士,为了坚决拥护中共于8月25日发表的《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民主建国会的筹建活动之中,他加紧了与各方面的人士的广泛接触和交谈,并随时向中共负责人周恩来、王若飞、徐冰等通报情况,又与民盟与救国会的领袖进行密切联系与磋商。民主建国会从开始筹建时,就有中共党员参加。以后,黄炎培等又频繁地在胡厥文家与章乃器家中开会,参加者逐渐增多,永利化学公司董事长李烛尘,“灯泡大王”胡西园,(机械、制铁)六厂联合会理事长李组坤,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的施复亮、刘丙吉、“中小工厂联合会” 负责人徐崇林,原属乡建派的章元善,成都银行公会主席黄墨涵,均陆续加入进来。9月11日,大家推定章乃器负责起草组织原则、政纲和宣言。9月22日,章乃器起草的政纲经黄炎培修正后提出讨论稿。9月29日,商定组织名称为民主建国会。10月12日,商定章程草案。经过多次讨论定稿后,黄炎培起草《民建进行步骤》,提出:“(一)本会需尽量强调并握定中间性态度,不偏任何一端,如此虽不能取得任何一端之热烈同情,然亦可能获得社会大多数心理之倾向;(二)本会对中国民主同盟需极端联系,庶期容易取得政府与社会之重视,且免除其别树一帜之误会,以至影响本地之发展;(三)吾人不拟向任何方向采取斗争态度,但需着重于实际工作,应尽力向工商界人士展开事工,直接为此辈谋福利。”为此,黄炎培曾把民盟喻为外衣,把正在酝酿成立的民建喻为内衣。


    11月28日,在迁川联合会召开筹备会,出席约三十人,推行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孙起孟、施复亮、胡子婴、黄墨涵、章元善等十五人为筹备干事。12月7日,经二次筹备大会,又有胡子昂、彭一湖、郑太朴等分子参加。12月26日,民主建国会在西南实业大厦公开举行成立大会,签名发起者134人,出席者93人,曾经参与筹备工作的胡子昂因身为重庆议会议长,不便公开出面,遂委托康银行协理鄢公复参加发起,并在暗中给民建会以经济援助。民主建国先后经过24次会议,一支以“职教派”人士和第一个由工商人士占很大比重的政治组织——民主建国会诞生了。


    中国民主建国通过了《成立宣言》、《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与章程等文件,选举了由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杨卫玉、孙起孟、施复亮、吴羹梅、王纪华、黄墨涵、胡西元、章元善等三十七人为理事;冷遹、彭一湖、张雪澄、李组坤、刘丙吉等五人为常务监事。民主建国会的发起人半数以上是民族工商业和金融界中人物与活跃分子,还有半数是和民族工商业有着密切联系的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与经济工作者。民主建国会集中了当时二股势力。一是中华职业教育社所联系和团结的民族工商者和文化教育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一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的主要成员为骨干的民族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民主建国会的成立使蒋介石国民党大为恼火,国民党公开表示不予承认。


    虽然民主建国会表面上采取中间派的立场,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但它的政治纲领中却主张大量裁减常备兵员,彻底改善兵役制度,并主张“全国武力须属于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这 “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这也是蒋介石所不愿接受的,所以,虽然他们以民族工商业者利益出发,采取所谓“不右倾、不左袒”的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在《宣言》中指出:“我们一群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并不需要玩弄政权以发展自己的抱负。实在是因为过去几十年的教训太惨酷了!为了国家,我们不但不能作自了汉,而且也不能让自己的汗血牺牲所争取的成果,永供别人的糟蹋毁灭。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自己的经常组织,积极的与闻国家大事”。


    那么是谁给这群人以“惨酷教训”?是谁“糟蹋毁灭”了他们“汗血牺牲所争取的成果”?当然是国民党反动派。因此民主建国会一成立,便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斗争。他们强烈反对一党专政,要求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与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主张和平统一,反对内战,这些都是打击了国民党,有利于共产党。特别是“武力须属于举国一致之民主政府”、“通过政治的民主化以达到军队的国家化”的主张,同国民党关于“先让共产党交枪,后实行民主”的主张针锋相对,而与中共当时的政治主张相呼应,完全倾向于中国共产党,而为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所极力反对的。用黄炎培话来说:“我是中间偏左的,时时和中共同志们有着联系。我在中间偏左,并不是已经认识到中共前途,而是清楚地看出蒋介石不会有前途”。注《八十年来的我——交心的根据,改造的基础》


    中国民主建国的成立与中国民主同盟都成为当时中国的一支政治力量,两支队伍相互支持、相互呼应。在1946年1月,一是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民主建国会竟如到初生牛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冲锋陷阵、一马当先,特别是民主建国会《关于正当协商会议后援委员会》倡议得到了重庆二十二个进步团体的热烈响应,组织起了“政法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推选民主建国会的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罗叔章、胡子婴、徐崇林和其他团体的代表陶行知、李公朴、茅盾、李德全、黄洛峰、易礼容等五十五人为理事。“协进会”举办的头三次报告会,都是由民建会主办。显示了民建会的实力,而成为受人关注的一支政治力量。二是1946年7月27日,杜月笙向黄炎培转达陈立夫的意思,希望他脱离民盟,单独参加“国大”,黄炎培断然说:“(一)我不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11月4日,潘公展、钱新之、杜月笙又来游说,黄炎培断然拒绝。11月16日,雷震来以高官相诱说政府将改组,劝黄炎培参加“国大”后继而在政府中作官,黄炎培“笑而谢之”。11月21日,钱新之、杜月笙第三次来拉拢黄炎培入国大,11月23日,陶希圣也来信相诱,黄炎培均不屑一顾。反之,在12月24日,民盟召开的中央常委会上,担任会议主席的黄炎培,在会上决定抵制伪“国大”的立场决不改变,并对张君劢等参加伪“国大”的民社党人,一律开除盟籍。此事公开宣布之后,国民党方面的说客全都噤口不言了。


    国民党单方面包办的伪“国大”通过了所谓《中华民国法》,并于1947年元旦公布。1946年12月31日,民盟即召开会议,会上通过对伪宪法不予承认之宣言稿。1947年1月3日,民建会也召开常委会,对“国大”通过之‘宪法’公开表示不同意,注:《黄炎培日记》摘录133页。并于4日发表声明,宣布“本会既拥护政协决议于前,自不能同意未依政协决议规定程序召开的国大所通过之宪法于后”注:1947年1月4日,上海《文汇报》。这个声明表达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与中华职业教育社不与国民党同流合污的原则立场。


    在迎接全国解放中,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这三个组织,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念五一节口号,为迎接全国解放,开辟新的宣传阵地,向国统区人民传达共产党声音等方面的斗争中,相互依托,紧密合作,自始至终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并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帮助与指导下为迎接全国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 陈昌智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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